周濂:
作为犹太人的后裔、曾经的德国公民、纳粹的直接受害者和流亡者，阿伦特震惊于亲眼目睹和亲身经历的世纪浩劫，她有太多的困惑和不解，所以她才会说：“我想要理解（Ich will verstehen）。”不妨把这个说法和亚里士多德“人天生求知识”（all men by nature desire to know）做一比较，初看起来两个说法相差不远，但仔细揣摩就会发现，亚里士多德是站在全人类的立场做出的论断，他更强调理解的“目标”，也即静态意义的“知识”，而阿伦特则是从第一人称单数“我”的视角出发，她更看重思考的“过程”，也即理解本身。更重要的是，亚里士多德认为求知是一种“欲望”，而阿伦特强调理解是一种“意志”，它不是出于“本能”而是出于“决定”。
常人并不想要理解，他们大多不求甚解，要么因为急于获得确定的答案而盲从权威，要么因为得不到确定的答案而索性放弃理解。常人不想要理解，首先不是因为智商不够，而是因为缺乏思考的意志。
少女时期的阿伦特写过一篇自传性质的文章，她从第三人称的角度反观自身：“她的独立和偏好实际上根植于一种她对所有古怪事物的真正的激情。也就是说，她习惯于在那些表面看起来最自然和平凡的事物中看到一些值得注意的东西。”这句话或许是打开阿伦特思想的一把密钥。阿伦特对于这个世界的爱和激情源于不可遏制的“理解需要” […]
有没有可能，当阿伦特在耶路撒冷法庭审视艾希曼时，她在后者的身上辨认出了年轻警官的茫然无措和海德格尔的虚伪懦弱？换言之，阿伦特不是对艾希曼“心软”，而是对年轻警官特别是对海德格尔“心软”？利普斯塔特就这样认为，在她看来，阿伦特只为一个人写作——唯一一个她需要获得其认可的人：海德格尔。施汤内特也有类似的评论，在她看来，艾希曼之所以能够误导阿伦特，是因为他用阿伦特自己的武器——印证自己期待的渴望——击败了她。
维特根斯坦在“一战”期间的《战时笔记》中说过非常类似的一段话：“与其说我周围的人是低劣的，不如说他们狭隘得吓人。因为他们总是误解。这些人不是愚蠢，而是狭隘。在他们的领域里他们足够聪明。但他们缺乏品质，从而缺乏宽度。”
问题是，怎样才能突破这种狭隘性？在一九六七年发表于《纽约客》的《真理与政治》一文中，阿伦特给出了答案。[…] 可以把以上论述总结成三个论点：一、只从自己的立场出发思考政治，不是“政治地”思考。二、政治思考者的任务是力图“在自己的心中呈现出更多的人的观点”。三、政治思考的代表性不等于“无立场之思”，在设身处地感受和思考各种视角和立场——左派的和右派的、穷人的和富人的、受害者与加害者——之后，个体必须形成自己的最终判断，否则“无立场之思”将导致“无立场之见”，沦为“怎么都行”的相对主义。
“与整个世界意见不一，好过与自己意见不一。”[…] 理解这个命题有三个要点：第一，苏格拉底问题——“一个人应该如何生活？”从来不是一个人自己的事情，在政治中它意味着每个人都不得不“与他人一起生活”。第二，“与他人一起生活始自与自己一起生活”。因为“自我是唯一让我无法背离的人，我无法离开他，我与他结合为一体”。也正因如此，心灵生活始终“先于”和“高于”政治生活，“只有知道如何与自己共同生活的人才能适应与他人一起生活”。第三，针对“为什么不该杀人，即便在无人看到的情况下也不该杀人”这个问题，有一个与“自我”和“良知”密切相关的解答思路：“因为你不可能愿意跟一个杀人凶手共处。一旦行凶杀人，只要你活着，你就一直将自己置于与杀人凶手为伍的境地。”阿伦特认为，伦理学和逻辑学一样，都可以在“与整个世界意见不一，好过与自己意见不一”这个表述中找到源头。
如果说“依循良知而生活”是一种“真正的生活”，那么问题恰恰在于，这种纯粹、完满、未经任何遮蔽与扭曲的“真正生活”，或许从未存在过。从个体被抛入世界的那一刻开始，自我与良知就被各种力量塑造和扭曲。但是好在，即便我们不知道何为真正的生活，但我们大抵能够辨认出何为“虚假”和“错误”的生活。这种辨认能力，本质上是一门与自我对话的技艺。唯当与自我展开真正的对话，不轻易放过自身的矛盾、分歧与冲突，才有可能穿透迷雾，辨别出虚假和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