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y Media Diet, Redux
2019 年初，我写过一篇关于信息消费心得的文章，以「放弃」为线索，记录了自己在碎片信息、新闻、长文章、播客和视频等不同内容形态上做减法的过程。此后我偶尔重读，觉得当时的想法大体上没有过时，但也确实留下了不少可以补充和修正的空间。
又过了七年有余。这期间，信息获取的外部环境也在剧烈变化：传统媒体继续式微，算法推荐愈加强势，生成式 AI 更从根本上改变了大众生产和消费内容的方式。这些变化叠加在一起，让我觉得有必要重新整理一次自己的实践和想法。
显然，这篇文章和上次一样，只是个人经验的记录，未必是正确或者值得借鉴的。事实上，我对自己在信息消费上的判断从来没有真正确信过，过去几年也在不断地检视和推翻旧的看法和习惯。将来回头看这篇，大概又会觉得不少地方需要修正。但也正因如此，趁想法还没有被下一轮自我否定覆盖之前，把它们记下来或许是值得的。
>> 主题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的视野几乎完全被非虚构内容占据，特别是分析、说明类的文本；虚构和「形而上」主题的作品基本缺席。我当时的观念是：阅读的目的是获取可供实用的知识，而知识应当以事实、数据和论证为载体。「虚」的东西既不提供事实，也不能用于实践，在上面花时间似乎缺乏正当理由。
这种偏好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我对科技的兴趣。长期浸泡在技术的话语中，我也不自觉地内化了它对理性、效率、实用等价值的强调。而在过去两三年，我感到这个领域已经不能满足自己智识上的需求，这也促使我重新检视之前因它形成的那些价值和偏好。
在现象层面，主要消费数码的基本形态已经多年没有出现实质性的变化，循规蹈矩到发布会可以用模板预测，围绕其生产的内容自然也很难有所新意。AI 固然是一个日新月异的领域，但工作原理决定了它主要是在重复和强化现有的模式，无处不在的 AI 产物只会令人感到厌烦和失望。
在思想层面，科技行业引发的诸多问题，也让我意识到受其推崇的「理性」的局限性。这个由硅谷主导的行业，向来有一套自成一体的意识形态——Barbrook 和 Cameron 在 1995 年将其概括为「加州意识形态」——以技术决定论为信条，跨越传统意识形态划分，混合了文化反叛、个体赋权的诉求，以及创业崇拜、市场自由的主张。它认为，技术进步总是正义的、必然的、值得追求的，期望凡是可以被量化和优化的，就应当被量化和优化。
但是，加州意识形态回避了技术为谁服务、代价由谁承担的问题。这在硅谷文化尚未登上主流的几十年前或许并不成问题，但在技术不断渗入生活、科技公司获得空前权力的今天，它们就在这种意识形态的指导下，举着理性、进步的旗号，将规模、效率和利润的最大化置于其他公共价值之上，形成一种未经授权和正当程序的科技暴政，代替全球用户做出具有不可撤销影响的决定。
加州意识形态还滋养出一些近年来在科技界颇具影响力的观念，包括有效利他主义、Rationalist community（理性主义者社群）和加速主义等。这些新变种的共同点是将理性计算的对象从技术和产品，扩展到人类行为、社会治理以至道德本身。例如，有效利他主义将功利主义计算应用于慈善，认为资助一个关于遥远未来的实验，可能比帮助眼前社区中急需援助的人更有期望收益。它鼓励 earning to give（先赚取再施予），也就是去华尔街和硅谷赚尽可能多的钱再捐出来，并将此包装为道德上最优的人生选择。
然而，将道德判断外包给功利计算，往往导向伪善。实际情况经常是，科技公司先用宏大的使命换取信任和资本，再在规模扩张的压力下「重新定义」使命。例如，Meta 声称要「连接世界」，却在明知平台算法加剧极化和虚假信息传播的情况下，将用户增长和广告收入置于公共利益之上；有效利他主义的高调践行者 Sam Bankman-Fried 在巅峰时期承诺捐出全部身家，最后却被发现是挪用客户资金高达数十亿美元的欺诈者；OpenAI 以非营利组织起家，使命宣言写着确保通用人工智能「安全造福全人类」，十年后也完成了向营利架构的转型，自己悄悄删去了「安全」一词。
这些事件既令人对科技行业感到失望，也是一种提醒：只有理性并不足以正确地认识和对待世界；如果理性成为封闭系统中的表演、标榜身份的姿态，它反而会被用来为追逐欲望和争夺利益提供精巧的辩护。
在感受到理性局限的同时，我近两年偶然接触的一些作品也让我感受到虚构、感性和模糊的价值（尽管这未必不是它们原本的主题），从另一个方向推动了我偏好的转变。
其一是 Elena Ferrante 的《那不勒斯四部曲》（the Neapolitan Novels）。这部作品很多年前就在美国吸引了现象级的关注，我则是在 2024 年才因朋友推荐，后知后觉地读到的。对其情节和主题的讨论已经非常充分了，但让我最有感触的还是它的表达方式：主角 Elena 的内心独白占据了很大篇幅，这些独白有一种赤裸的坦率，不吝于表达那些在日常生活中会被视为不道德、令人羞耻的想法——对朋友天赋的嫉妒、对自身虚荣的觉察、向上攀爬的算计。但是，这些描写并没有让人感到 Elena 是一个阴郁和恶意的角色，反而让她显得更加真实。原因或许在于，这些念头所有人都可能有过，只是几乎没有人愿意说出来，而这种坦诚表达本身已经是一种勇敢了。
我也是从这部作品开始理解为什么虚构作品无法被非虚构替代。的确，虚构作品不提供关于世界的事实，却提供一种只有虚构才能抵达的真实，因为只有虚构叙事才能绕开外界的规训与自我的审查，再现本真的内在体验。虚构还能提供一个想象的安全空间，供读者审视和检验自己的道德原则，而不是直接输出抽象的教条。
其次是 Anne Carson 的 Eros the Bittersweet。这本书的主题本来是分析古希腊诗歌中的概念 eros（爱欲），但却解答了我关于文学意义的很多问题。如 Carson 指出，认知活动是一种「伸手触及」（reach）的动作，试图跨越已知与未知的间隙，将两者联结起来，同时又保持两者的差异。阅读和写作，就是想象力在这道间隙中的活动。文学迫使读者和书中角色维持一种永远无法完全弥合的距离：读者分享角色的渴望，看到角色眼中的现实，又始终无法与之站在一起；这种体验正如 eros 一样。
作为一个习惯了阅读实用文本的人，我过去之所以觉得难以欣赏文学作品，一大障碍就是习惯于从作品中提取要点，总想在读完之后概括出几条可以带走的结论。但在 Carson 的论述中，文学的作用就在于通过将读者悬置于已知与未知的边界上，在叙事与意义两个层面之间不断往返，体验既失落又愉悦（bittersweet）的认知活动本身，而不是传递确定的知识或情感。如 Carson 在接受《巴黎评论》采访时所说，一首诗（我想也适用于其他文学形式）是被捕捉在纸页上的心智活动；读者要进入到文本中，让自己重演这个活动，也将在穿越文本的过程中感受到自己被文本改变。虽然我对文学的欣赏水平还非常肤浅，但通过在后来的阅读中尝试接受这种模糊性，确实体会到了许多以前无法感知的意味。
还有柏拉图的 Symposium（《会饮》）和 Phaedrus（《斐德若》）两篇对话。我最初是在大学教材上看到这两篇反映柏拉图美学思想的对话的，但当时只是为了混个选修学分一带而过。一年多前重新翻出来看，感受完全不同。《会饮》篇指出，对于美和真理的认识是一个攀登阶梯的过程（scala amoris）。在认识到行为和制度的美、各种学问知识的美之前，必须从个体的美出发，「在许多个别美形体中见出形体美的形式」。这样，最后才能「凭临美的汪洋大海」，以至「彻悟美的本体」。换言之，理性认识并非自给自足，抽象的知识也需要感性经验作为基础；如果一个人从未被具体的美打动过，也就无从领会美本身的含义。
《斐德若》篇则讨论了艺术创作所需要的「迷狂」（manía）：在创作中，诗神「凭附到一个温柔贞洁的心灵，感发它，引它到兴高采烈神飞色舞的境界」。相反，「若是没有这种诗神的迷狂，无论谁去敲诗歌的门，他和他的作品都永远站在诗歌的门外，尽管他自己妄想单凭诗的艺术就可以成为一个诗人」；这种「神智清醒的诗」在「迷狂的诗」面前是黯然无光的。此外，艺术创作是一种「回忆」的过程：诗人在尘世看见美的事物，便忆及灵魂曾在永恒世界见过真正的美，进而把这些回忆变成诗歌。也就是说，好的艺术表达中一定存在一些超越技艺、超越创作者自身意志的元素，这是无论多么高级的机械理性都无法触及的。除了再次印证理性的限制，我想这对于当今常被鼓吹的 AI 替代论也是一个有力的回应。
近两年的阅读中，最令我感到震撼的是 Anne Carson 长诗 The Book of Isaiah 中的一个意象：
While prophets sleep, the asters in the garden unload their red thunder into the dark. 当先知沉睡时，园中紫菀向暗夜绽出灼亮的惊雷。
Carson 曾说，身为古典学者，她受到的训练就是要追求精确，不留任何残余地获得关于世界的严谨知识，但她却乐于想象这些「残余」。这个理性范畴之外的领域，也是我迟到地学会关注、并感谢其存在的。
>> 语言
在写上一篇文章的前后几年中，英语内容占据了我信息消费的相当比重，中文则仅仅是日常沟通和处理工作的语言，很少在所谓「严肃阅读」的场合选用。这种偏向最初是功利性的。大学时期，我需要提高英语能力，而大量阅读是最自然的途径。对于我感兴趣的技术话题，英语也是最常用、一手资料最丰富的语言。
不过到了后来，更重要的原因是，英语给了我一种在母语中很难获得的自由。这里的自由并不是指英语内容平均质量更高，或者受到较少的外部约束。诚然，中文互联网内容环境逐年恶化，而中文本身承载严肃讨论的能力也被不断削弱。但只要对英文互联网有所关注就会知道，那里同样面临戾气弥漫、虚假信息、语言退化等问题，表达也同样面临许多约束（尽管参与主体和表现形式完全不同），「外国的月亮」并不必然是圆的。
相反，这里所说的自由，是指我在使用英语时能获得免于日常内在约束的视角和思维。华裔作家李翊云有一篇题为 To Speak Is to Blunder（开口即犯错）的文章，写的就是这种体验。（这可能也是我反复看过次数最多的文章。）在那篇文章中，李翊云回顾了自己的经历：出生于北京，后来移居美国，走上小说创作的道路。对她而言，用英语思考和创作，是一种与过去的记忆和创伤拉开距离的方式。母语承载了太多她想要挣脱的东西，而英语的「陌生感」反而给了她坦诚面对自我的空间。如她所说，「适应的智慧就是拥有两种语言：一种说给别人听，一种说给自己听。」
我的经历当然远不及李翊云那般沉重和曲折，但那种借助非母语获得距离感的体验，我深有体会。我的思维习惯是会不自觉地压制任何自我归类为情绪化或私人的想法，仿佛有一种无形的审视在场。（这篇当然也不能幸免。）而用英语阅读和思考的时候，我的思维听起来像是来自一个中立的、置身事外的旁观者，从而能更加坦率和开放。对第二语言的生疏也缓解了我思维跳跃、粗枝大叶的问题，我经常觉得对英语内容消化更仔细，印象更深刻。
总之，几重原因叠加在一起，以英语为主成为了我持续多年的阅读习惯。然而，过去两三年间，我又开始愿意、并且有意识地纳入更多中文内容。
最直接的原因是翻译技术的进步。还记得早年使用 Google 翻译时，结果往往词不达意，充满机械感，只能作为勉强的参考。但近几年，尤其是 AI 广泛应用于翻译之后，机器翻译的质量有了质的飞跃。如今，让 AI 翻译长文甚至一本书，产出的中文版本已经基本可读，甚至不乏可圈可点之处。配合「沉浸式翻译」这样的插件（我认为这是近几年影响最深远的插件之一），我可以在看中文版的同时随时回到原文对照检查，不用担心因为翻译质量问题导致误解。
此外，我以前觉得借助翻译读英文内容是一种「偷懒」，因此对于开翻译和看译本有一些抗拒。但后来我意识到，无论外语训练到什么程度，母语始终是最顺应直觉、处理效率最高的语言。即便我读写英文没有明显障碍，处理速度永远会比中文慢一截。对于看新闻等纯粹以效率为导向的场景，这种差距是不必要的消耗。况且，英语能力也不是只靠被动阅读就能锻炼的。既然如此，在纯粹的信息获取环节使用翻译辅助，未必不是一种合理的精力分配方式。
除了更能接受翻译内容，我也开始更积极地关注「原生」的中文内容，尤其是中文新闻。多年来，我对中文新闻的印象一直不好——报道质量参差不齐，严肃性和独立性难以保障。但相信熟悉中文语境的读者都知道，看得多了以后，你自然能学会「读出空白」，知道哪些东西是写出来的、哪些是略过的、字里行间有哪些言外之意。
除了质量方面的顾虑，我过去将目光更多投向国外资讯，可能也带有一种忽视和回避的成分，觉得此处发生什么既不重要也不新鲜，不如多花时间了解一些外部世界。而现在我的理解是，了解自己所处社会正在发生的事情，也是公共生活的一部分，而关注本身就是参与的一种方式。因此，现在我每天会浏览澎湃新闻的头条，这算是在体制框架之内比较严肃和全面的；再加上它也会转载其他主流媒体，扫一遍它的目录，基本就能对国内时事有一个大致的了解。此外，我也会关注一些中文非虚构写作账号（主要通过聚合网站「累牍」），以及订阅财新、端等口碑较好的中文媒体，用来了解社会议题的延伸报道和不同的思想观点。
总之，语言不只是获取信息的工具，也是理解世界的框架。能在一种框架中看到的东西，不一定能被另一种完全复现，不存在优劣之分。保有两种语言，就是保有两种看问题的方式。至于选择使用哪种语言，取决于你在看什么，以及你想看到什么。
>> 载体
七年前的文章中，我根据对碎片信息、新闻、长文章、播客和视频等格式的看法，为每种格式都设计了一套「应对方案」：每隔六小时定时看 RSS，把社交媒体的关注列表控制在 100 人，每天早上读《纽约时报》的纸版目录页，每周强制清空稍后读列表，只留一档科技播客完整收听，等等。
回头审视，我当时似乎认为，信息获取是一个可以通过规则和纪律来优化的系统。但实际上，外部信息的质量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我的规则和纪律与其说是在管理信息，不如说是在管理焦虑，用控制感来对冲信息过载带来的不安。
相比之下，在近几年的实践中，我关注的重点从「如何剔除没用的信息」转向了「如何留下有用的信息」。换言之，不再试图彻底排斥有瑕疵的信息源，而是尝试理解并接纳这些瑕疵。
最适合说明问题的是社交媒体。过去，我对社交媒体有一种矛盾的心态，既认为上面的信息破碎而不可靠，算法不值得信任，又不想完全错过其提供的资讯和社交场域。于是，我试图通过限制关注列表、RSS 抓取等方式来避开或者驾驭算法，并将社交媒体上的内容简化为我所习惯的扁平、线性的形态。然而，随着近年来各大平台不断修改时间线呈现方式、收紧第三方 API，这些方法在技术上愈发难以维持。
但后来，我看到英国研究者 Amy Guy 的博士论文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on a Decentralised Web（去中心网络上的自我呈现），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对社交网络的看法和用法。Guy 的论文（包括标题）高度借鉴了 Erving Goffman 的拟剧论（dramaturgy），即将人的社会行为理解为一种持续的「表演」。Goffman 认为，人们的日常互动有前台和后台之分，表演既有刻意传达信息的成分，也会在无意间流露信号。Guy 将这一框架延伸到线上空间，指出数字环境中，社交情境的塌缩使得想象受众与实际受众之间产生落差，导致用户发展出多平台分流、化名、修饰信息等应对策略；身体的缺席则促使人们采用发布内容、选择头像等显性行为，来替代面对面互动中的隐性线索。此外，每个平台具有不同的 affordances（功能供给），例如在不同程度上允许或限制用户的行为，以不同方式展示用户的内容和关系；人们则在这些技术约束中寻找缝隙，以各种方式来满足自己的表达需求。
Guy 的框架让我更能接受社交媒体各异的呈现形式和算法特征，也对于其上的内容质量抱有更开放的心态。既然每个平台的风格和内容倾向是其 affordances 的产物，那么与其试图用统一的标准去过滤和审视，不如利用其各自的可取之处，并在批判的基础上采纳；既然社交媒体上的言论是数字空间约束下的表演，那么与其较真每个个体的具体表述是否准确或冒犯，不如退后一步思考言论的背景和动机。
例如，这两年 Twitter（新名字太难听不想用）成为了 AI 话题讨论的集散地，虽然其中充斥着大量自我营销和鹦鹉学舌的内容，但这无非是其算法所引导出的表演形式。就发现新产品、观察风向的目的而言，它确实能带来自主筛选所不能提供的意外发现；我大可以在获知新的产品或技术名称后忽略其余内容，自己另作调研和事实核查。
又如，我之前很少用小红书，因为觉得这个平台上主流的话题和风格都距自己的偏好较远。但后来注意到，可能是因为流量分配更为平等、匿名性更强，它比其他平台更能吸引人们在上面记录哪怕最琐碎的生活细节；再加上靠前的中文搜索能力，非常适合当作一个万能的生活问答引擎。当然，搜索结果会有很多推广内容、AI 模板和情绪化表达，需要通过筛选和对比才能找到答案，但熟练以后并不困难，倒也不失为一种有趣的智力练习。结果，我现在使用小红书非常高频，常用场景包括了解偏门目的地的停车方式、研究徒步路线的交通方式和难度、预习政府办事流程的细节、打探运动场馆的设施情况等等。（偶尔也可以，比方说，八卦一下打卡照片的坐标。）
除了社交媒体，对于旧文中批判过的长文章、视频和播客，我现在的用法也经历了类似的转变，在认清其局限的前提下各取所需，不再追求找到每种格式的「正确」使用方式。
长文章方面，我当时的抱怨在于，「长」不等于「好」，长文章卡在新闻和书籍之间，定位尴尬。这其实是对长文章的功能定位抱有一种过高的期望。就信息密度而言，一篇新闻报道、一个维基百科词条、甚至直接向 AI 提问，往往都比一篇洋洋洒洒的长文更加简洁高效。因此，现在我更多把长文章当作一种阅读训练和发现新领域的渠道，而不是指望直接从中获得多少具体的知识。
此外，自己以文字工作为主业之后，我对于那些看起来是过度铺垫或者堆砌细节的文章，也多了一些理解：作者在写的时候可能也面临着两难，因为无法准确预判每个读者对话题的了解程度，出于完整性的考虑，不可避免地需要做一些铺垫和重述。何况，没有人规定一篇长文章就必须从头读到尾。有一定阅读量以后，对于各种写作套路会越来越熟悉，哪些段落是背景交代，哪些是核心论点，基本上扫几眼就能判断；没有必要因为它的形态是完整的，就强迫自己完整地摄取。在信息过剩的环境下，这种选择性阅读与其说是偷懒，不如说是一种必要的妥协。
既然选择性阅读已经是常态，一个自然的延伸就是借助工具来辅助筛选。我非常支持、并且自己也积极地使用 AI 总结工具。有不少观点认为，AI 总结终究是浮光掠影，只能造成一种掌握了信息的幻觉，看了还不如不看。这种批评有其道理，但在信息过剩的环境下，内容的增长早已超过了脑力处理的能力，处理信息的方式也应当相应调整，就像现代人不会再用刀耕火种的方式来生产食物一样。何况，我所提倡的是把 AI 总结当作长文章的过滤器和导读，而不是阅读的替代。
具体而言，对于那些不确定值不值得花时间的长文章，我会先把它放进按个人偏好设定的提示词模板中（markdown 原文，目前发现做成 Gemini Gem 效果最好），让它做一份双语总结。如果总结的内容无法引起我的兴趣，或者明显质量不高，就直接略过。相反，如果总结让我觉得有意思，就以此为起点去阅读原文。这时，AI 总结能充当一份简明的导读，让阅读过程变得更有的放矢。
视频方面，我在旧文中提出的筛选标准是：优秀的视频应该做到文字做不到的事，否则不如直接读文字。从原则上说，我至今仍然相信这一点。但现实是，视频已经成为一种愈发主流的内容形式，有些重要信息只以视频的方式存在，无论愿不愿意接受，都是绕不开的。所幸的是，各种搜索工具的完善以及 AI 转写类工具的丰富，意味着即便信息是以视频形式呈现的，我也可以通过搜索精准定位到所需的视频，再通过转写把关键内容提取出来。
因此，我现在用视频平台的方法和上面提到的小红书是类似的，也就是基本上把它们当作纯粹的搜索框来用。在研究新的话题时，我开始试着把视频平台和文字渠道放在同等的位置上。事实表明，这有时也能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有些问题的答案虽然没有在视频里被直接说出来，但可以通过观察画面、比较细节来自行得出结论。这也是视频相对于文字的「带宽」优势所在。
最后是播客。写上一篇文章的时候正值我消费播客的高峰期，收听时长多到有点审美疲劳，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应当少听漫无目的的闲聊，以及谨慎地对待播客节目中的观点输出，不要因为是音频格式就放松标准。后来，我搬到深圳工作，通勤时间很短，主要的运动方式从跑步换成了游泳（广东气候下的保命选择），因此失去了很多听播客的场景，有一段时间几乎不听了。
不过从去年前后开始，中文播客的迅猛发展又把我拉回了这种介质。通过朋友推荐和自己偶然发现，我接触到了一些质量很高的中文播客节目，其思辨能力和表达水准让人由衷赞叹。关于中文播客行业是否存在「泡沫」，目前不乏争议，但我认为中文播客所展现出来的思想多元性，在中文互联网日益逼仄的环境中尤其难得，不应苛求完美。
这次重新捡起播客后，我对这种格式的一些固有局限也更包容了。旧文中，我批评过《纽约时报》的 The Daily，认为它的叙事方式太有引导性，预设了结论，让我感到被牵着鼻子走。这个判断我并不打算收回，但现在仍然每天听这档节目，因为我明确知道自己的目的：一方面是保持英语听力，了解重要时事用英文该怎么表达，另一方面是欣赏它的制作水准——必须承认，无论是配乐、剪辑还是叙事节奏，The Daily 在新闻类播客中至今无出其右。类似的例子还有同为《纽约时报》旗下的 Modern Love。放在以前，我完全无法想象自己花时间听别人聊自己的「八卦」，更何况还有文字版。但后来发现，在讲述亲身经历的场合，声音——语调的起伏、停顿的长短——可以传达很多文字无法承载的信息，而看似琐碎的话题也往往能触及出人意料的深度。
>> 结语
在写上一篇文章时，困扰我的本质上是一个数量问题：信息太多，看不完怎么办？当时，我给自己的回答是学会放弃：接受信息的无限，不再执着于把每一条都捞起来。
然而，在如今的信息生态中，最大的问题并不是从一堆果子里挑出几个想吃的，而是好的果子在多大程度上还存在。曾经可以依赖的权威媒体、RSS 工具、博客网络等基础设施，有的萎缩了，有的变质了，有的消失了。与此同时，填补这些空白的并不是更好的替代品，而是虚假信息和 AI 炮制品的蔓延、平台对流量的无底线追逐，以及全球范围内审查与干预的加剧。如果说我当时试图在信息过剩中寻找秩序，那么现在秩序本身都成了不能想当然存在的。
一句关于启蒙时代的经典描述说，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这句话可以略加修改后适用于当代：一切信息都必须在你的审视下为自己的价值作辩护，或者放弃占用你注意力的权利。过去，这项审视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外包给媒体的核查、出版社的判断、社区的集体智慧；而现在，随着这些机构的解体，个体只能独自面对嘈杂熙攘、陷阱密布的信息世界，只能依靠判断力，为自己「策展」。
我在七年前文章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应当从信息的匮乏心态中走出来，相信「路过本身就是一种意义」。但「路过」其实是一种理想状态下的奢侈。要在如今的信息环境下保持清醒并有所收获，只路过是不够的，还要时刻保持一种近乎不友好的警觉：对信息来源的警觉，对叙事方式的警觉，甚或对自己内心偏见的警觉。
保持警觉当然不会是轻松的，但或许不完全是坏事。正因为没有什么可以信任，才会迫使自己在反复的寻找、比对和追问中，磨砺判断力和自主性，了解自己需要什么。从这个意义上说，恶劣的信息环境可能把人困住，但也能把人的心智锻炼得更强大。正如巴黎市徽上的铭文写道，fluctuat nec mergitur，她颠簸于波浪，却并未沉没。